安阳西高穴大墓的争论，最关键之点是要找出墓主人为曹操的直接证据。前撰《曹操高陵疑信辨》（《光明日报》2010年1月26日）对相关证据的疑、信点作了梳理，提出还需要补充的证据。又撰《西高穴大墓是否为曹操墓》（《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对高陵地望、建造与朝向、墓葬类型作了推证。最近，我仔细研读西高穴大墓考古发掘报告，从已公布的出土文物中又有新的发现，故再撰此文，先从出土文物中寻找证据，再就西高穴大墓的形制作些讨论，以期揭开曹操高陵的谜底。
一、铜印符与黄绫袍锦领袖
按照曹操《终令》的规定，其寿陵“因高为墓，不封不树”。诸书所云“因高为基”，“基”应为“墓”字。“不封不树”，即“墓而不坟”，且不树墓碑。汉魏之际，正是丧葬习俗由地上墓碑到地下墓志的一个转变时期，曹操陵墓内不可能有墓志铭。曹操临葬前，曹丕曾作《哀策》，但西高穴大墓内并没有发现《哀策》。如果说西高穴大墓即为曹操墓，那么墓内必然会有关于曹操的直接证据。西高穴大墓中有两件文物应该值得重视，至纯天珠，但在先前的研究中似乎被忽略了，这就是“铜印符”与“黄绫袍锦领袖”石牌。
铜印符
“曹”字的上、下部分在古文字中的不同写法
古今文字中“曹”字的不同写法
曹休墓铜印章篆体阴文
“黄绫袍锦领袖”石牌
“铜印符”实际上是铜印章，应当是墓主人姓氏、身份的标志物。这枚铜印上刻有一符号，其形状似一古篆“曹”字。从字形结构上看，“曹”字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其上半部即为二“東”字重叠合写，其写法是将两个“東”字的两横连接为一横，两个“曰”简写为一，再用两竖将横与“曰”穿插一起。再一种写法也是能够成立的，即将两“東”字的两竖合为一竖，如“铜印符”中的篆体字形写法。“曹”字的下半部为“口”，或为“曰”。“曹”字的上、下部分在古文字中各有不同的写法。
“曹”字字源本是两个并列的“東”，“也就是二重，代表两个耕作的人，加口，是说两个人有口舌争吵，这就是诉讼中原被告两造的造字。口变甘变曰，二東合并以成曹。”（约斋《字源》，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14页）《说文解字》、《尔雅》释“曹”曰：“狱之两曹也。在廷东，从東東，治事者；从曰。徐锴曰：以言词治狱也，故从曰。”在古今文字中，“曹”字的书写也有多种字形。
西高穴大墓出土的铜印符上的“曹”字，与普通的写法不同。2010年5月洛阳邙山曹休墓被发掘，在墓葬后室北侧出土一枚2厘米见方的铜印章，刻有篆体阴文“曹休”二字，“曹”字上半部为并列两个“東”，下半部为“曰”。
“曹”字的写法显然与西高穴大墓铜印符上的“曹”字不同。曹休卒于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九月，相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逝世仅8年余，同时代同一曹姓而书写不同，文玩，这该如何解释呢？曹操为魏国开国之祖，天下一“曹”，其书写当不同于其他族人，由此显示只有曹操一人的个性特征。这恰似后来唐朝武则天为自己的名造一“曌”字一样，以显示其至高无上而唯一的尊贵。曹休的铜印章有姓有名，而曹操的铜印符有姓无名，这是因为自西周以来帝王名讳礼制历代沿承，曹操的印符不可能像曹休的印章一样刻有姓名，曹魏避“操”名，所以仅有一“曹”字。假如西高穴大墓中真的出现刻有“曹操”字眼的印章，那么，这一印章一定是假的，这座大墓是否为曹操墓就更值得怀疑了。
“曹”字铜印符与“曹休”印章均出土于墓的后室，稍有不同的是前者在后室后部偏南侧，后者在北侧。从出土位置看，铜印的放置地点当在墓主人身旁。据考古报告《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刊《考古》2010年第8期），“在后室后部发现六个石葬具痕迹，推测应有石棺床一具，其上放置木棺”，这应当是安葬曹操的原始位置。然“在前室靠近甬道处发现一头骨，经鉴定为男性，年龄60岁左右”。若此头盖骨为曹操的话，当是被扰乱移动至此。同样，大墓后室发现的两具女性骨骼也非其原始位置。
除“铜印符”外，“黄绫袍锦领袖”石牌也是一件不可忽视的物证。这枚石牌说明西高穴大墓随葬品中有一件缀饰锦领袖的黄绫袍。“黄绫袍锦领袖”必然是墓主人所专有，是代表其官品的朝服。汉代皇帝依春、夏、秋、冬四时，换穿青、朱、黄（夏末）、白、黑五种清一色（又叫正色）的袍服，而诸王所用袍服不能与皇帝相同，除了纹采不同外，还须在领、袖上有上下等级的差别，故缀饰不同颜色的锦绣。锦为尊贵者所享有的特权之物。古人尝用五色指代东南西北中，中为黄，故以黄为尊。曹操曾“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以色别其贵贱”魏以得土统，色尚黄，“朝廷畿内以黄龙幡”（钱仪吉：《三国会要》卷12），纯一色的黄绫袍只有皇帝才能拥有，“黄绫袍锦领袖”必是尊贵王公所专用。汉代依据不同的颜色和纹采建立君臣服章制度，使官僚等级有了明确的标志，此不仅反映在朝服上，还表现在祭祀、巡游等活动中的服饰穿戴上。同样的官服，为了显示其品级的差别，则在袍服的领和袖上相应作些不同的缘饰。由此形成上下、贵贱、尊卑的官僚等级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