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至19日，由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承办的“丝路探寻高峰论坛暨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特藏馆新馆开馆仪式”在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新校区）刚落成不久的图书馆举行。
在喜庆热烈的黄文弼特藏新馆开馆仪式后，参加完开馆仪式的研究丝路历史与考古的区内外学者们汇聚于图书馆十楼的黄文弼中心，围绕着“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黄文弼的丝路探寻高峰论坛随即拉开帷幕。
文/图曹新玲
黄文弼是一代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
黄文弼中心主任、知名学者、原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供职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朱玉麒主持了论坛前半场的发言。
朱玉麒教授首先概述了自2012年8月黄文弼中心成立以来，该中心所取得的有关西域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丰硕学术成果。
作为“佐证”之一，论坛上还播放了以黄文弼先生新疆考古为主要内容的专题短片。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陶喻之、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罗丰、新疆博物馆的王博先生在论坛开始前向黄文弼特藏新馆捐赠了字联和图书。
考古学者、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率先在论坛发言。
“很高兴时隔3年后又在新疆师大参加有关黄文弼先生的会议，2013年10月，在参加 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曾简单论述了黄文弼在新疆考古的一些珍贵资料，感觉意犹未尽。黄文弼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代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他所开启的新疆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黄文弼他们那代考古学家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学习和发扬光大的地方。新疆师范大学去年组织 重走黄文弼之路 的学术考察活动，沿着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察所走的路又走了一遍，发了不少微信图片，很感染人……实则自治区博物馆也珍藏了部分黄文弼先生所获得的考古资料，我们和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包括今天的黄文弼特藏新馆之间应能深入地进行一些合作，展览也好，学术研讨交流也好。
刚才播放的小短片很不错，但其内容可再丰富、完善一些，黄文弼一生遗憾的是没进过楼兰城，他跟小河遗址的关系还有讨论的余地……”
朱玉麒补充说，1958年，黄文弼在新疆考察的一些资料都珍藏在自治区博物馆。
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老学者王博先生很认真，还专门写了份书面参会文章——《黄文弼先生与伊犁石人的考察与研究》。他说，文玩，黄文弼和马达汉应是第三次对伊犁进行考察的学者；而且是针对“伊犁石人”的调查。黄文弼在调查时没有谈到昭苏的“小洪纳海石人”，
我估计之所以没有提，可能是因为黄文弼先生不认识“小洪纳海石人”上面所刻的字，但即便如此，感觉黄文弼先生当时所拍的有关石人的照片还是比我们后来拍得清晰。
其实，黄文弼先生在伊犁考古调查伊犁石人时，就对石人进行了考古学的研究，从纯粹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并没有走在黄文弼先生的前面。黄文弼先生当时调查的大约有7种石人，而到我们调查时才仅有4种，黄先生的调查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仍然非常重要。
黄文弼先生的考古其实是一直走在了前列的。
关于考古，有学人说，考古的人什么都不懂——当然这是非常偏激的话，但也提醒我们，学考古应该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我想，在大学里开课的话，课程的组合中应该有新疆考古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应该能体现出新疆考古的特点最好，比如增加回鹘文、突厥文、吐火罗文的考古内容，包括民族学的考古，这样适合新疆特点地进行课程组合就比较好。
王博先生的发言引起了学者很大共鸣，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的李树辉先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维吾尔族学者艾尼瓦尔都建议在硕士点、博士点开设有新疆特点的专业和研究方向。艾尼瓦尔说，黄文弼先生的考古资料能否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因为其中不少内容，少数民族考古工作者也是非常关心的。
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学者周轩感慨黄文弼特藏馆新馆建设得如此之好，建议能否出一套《黄文弼先生考古论文全集》，若能出版，他最关心的那本《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也可籍此重新出版了。
龟兹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赵莉一说起黄文弼先生就觉得非常亲切，当年她的本科毕业论文内容就是“黄文弼先生与新疆考古”，对黄文弼先生的生平事迹，她了然于心，“特藏馆不管落户在大学或是研究院，都是在我们新疆，若新馆要补充什么内容的话，欢迎到我们龟兹研究院来。黄文弼先生在龟兹留下了很多足迹。”
黄文弼的考古著作至今仍滋养着学人
论坛后半场主持人、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黄文弼中心副主任刘学堂教授说，当年，他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调至新疆师范大学，课堂上讲黄文弼时，很少有学生知道、了解黄文弼，学生们知道的都是斯文·赫定、伯希和、贝格曼等西方考古探险家。但现在不一样了，一讲黄文弼，学生们无人不晓，因为天天在黄文弼图书馆、特藏馆进进出出……
刘学堂说，过去作为考古工作者了解黄文弼，都是从田野考古的角度去看他，现在自己重新再读黄文弼的著作，感触特别深。斯文·赫定这些外国学者记录和考察西域考古，与我们中国学者，如黄文弼等人，是完全不同的，从黄文弼先生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日记可以看出来，黄文弼是怀着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关怀的……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徳芳研究员说，我是做汉简的（有名的悬泉汉简研究），贵州文玩，对黄文弼先生的著作不陌生，黄老先生出生于1893年，在1927年能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活动，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
1927年，国家一片混乱，刚成立不几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搞农民运动，北方则是军阀闹独立争地盘的混局，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还能组织这样大规模的西北科学考察活动，非常难得。黄老先生是中方唯一一个考古学者。新疆师范大学能辟出这么大的地方作为黄文弼特藏馆，也非常难得。
我在研究汉简时，经常看黄先生的书，受益匪浅。现在回看黄先生为中国考古，尤其是新疆考古所做的一切，感触更深，黄先生的精神需要发扬光大。
黄文弼中心加入了疆内外这么多学者，很让人高兴。建议应进一步加强特藏馆馆藏资料的学术研究，定能取得好的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孙家洲说，这几年，新疆师范大学以“一个会议”（“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三本书”（《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黄文弼研究论集》《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大拓展了有关黄文弼先生的学术研究水平，这是此前未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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